流浪北京 Bumming In Beijing

我是在申奧那年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，也是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，那時大陸已經開放改革很多年了，而那幾年北京又改變地特別快，短短一個夏天，牛街胡同就整個消失了，那邊建起一座座整齊的高樓，原來的居明北趕到城外的地方、新國宅只留給能光大祖國的白領。因此，我錯失了認識的回民文化的機會，直到幾年後居住在西安的那個春天，我才開始嚐起孜然夾饃的味道。
是先看到書，才看到這部紀錄片的，而且隔了好久，書本是熟爛的，所以看到電影時並沒有特別震撼，應該說我更喜歡書本一點，因為文字表達的東西比起這粗糙機器紀錄下的短暫70分鐘影片多的太多，似乎電影反而變成書本的一個佐證：這些再白光中晃動的人影是真實存在的、雖然是官方的盲流、但卻不是虛構的角色。書本吸引我的是流浪兩個字，說來好笑，90年代的我們剛趕上最好的時代，但身在其中我們並未發現，對年輕的我輩來講，青春是空氣中最自然不過的組成，恣情浪費著、任時光流去，總是夢想著在遠方的真正生活，卻離開自己的身邊很遠很遠：歷史就在身邊發生、你可以參與它、卻沒有意識到這個可能性的存在，白白地虛擲了。
紀錄片的時間是1988到1990，恰恰在天安門事件後，然而在這部電影裡面卻完全迴避了這個部分，大有乾嘉時期金石學家的味道：為了避禍，把敏感的東西全部抹去了。然而我相信這些體制之外的盲流，懷抱夢想的藝術家，應該更容易被熱情所感染、感動，他們應該也曾經是在那廣場上的一員，只是現在如同高行健的《逃亡》的角色一般：踏在死亡的最邊界而被徹底改變了。活下來的人為了生存下去，必須更加小心，也更加對環境難以忍受，那轟轟烈烈的紅色十年已經開始不斷地被披露、檢討，然而這段二十年前的歷史卻還不能攤在檯面上，隨著時間流動的快速，會有越來越多人忘記這段歷史。
五個如李奧納‧柯恩小說中的《美麗的失敗者》，在天子腳下、在基礎水平線下掙扎生存，只是為了心中那不願失去的夢想。這是真正的流浪，跟我們那帶著充裕資金，短暫離開固定生活的嘉年華似狂歡不同，那是生命的全部，也因此活的格外費力，也格外容易被生活淘汰，那是真正殘酷的自然法則，在城市中又份外嚴苛。那年夏天在巴黎，朋友說，真該拍部紀錄片，把這些在巴黎唸書、工作的台灣人拍下來。是啊，是很可以拍的。我心中想。模糊中憶起同樣的對話，似乎前幾年才在椰林大道上我們說過，而現在回首已經是百年身了。然而我們甚麼都沒有留下。這就是青春的本質吧？所有的夢想都要再未來實現、但未來一直一直來，早已經錯身而過，成為過去了。
我不是盲流，跟一般人的不同，我的呆包證上寫著學生，而不是無業人員。學生是個有趣的職業，容許你無所適事生存下去、不必太早進入社會，這也是大家一直保留學生身分的原因吧，這樣普羅對你那波西米亞式的生活多少會抱持點容忍──只是我們的波西米亞被時尚包裝消費，早已經轉型為奢華的布波了。我記得那個夏天，我操著京片子跟賣票的大姊說：「我這證是國家發的，國家都說我是學生，你不賣學生票給我，我找你領導申訴你去」，大姊聽了樂的直笑：「好吧好吧，就賣給你吧」，低下頭撕票時還咕噥著：「台灣來的，沒賣過」。讓大姊失笑的，或是是那過時的氛圍：我活在所處年代更早之前的北京，想像自己是在地人般如實地扮演嫖悍的北方大漢──雖然我一直覺得那高八度的京片有點女氣。我總是與時代脫節，當劇場演出中插入義勇軍進行曲時，連內地人都不願站起來了，我卻起立立正站好，靜靜聆聽演唱。我不確定究竟我是把樣板戲當成後現代的符號愉快地消費著、亦或我是真實地熱愛著？連在小說中看到一句：「若說爹爹身上的擔子有千斤重」，都會忍不住接下去「鐵梅也該背上個八百斤」。
真正的生活總是在遠方，北京是他鄉，這些藝術家們卻選擇遠離到異國去，而我們卻瘋狂地湧入、擁抱這座城市，也許有一天我們吸夠了這守舊的味道，也會轉身離去尋找另一個香格里拉吧。未然湖的楊柳青青，時代變了，人事改了，然而已經發生的過去卻永遠留在那裡，生活在其中的人會永遠活在那個當下，一如《下一站，天國》中所陳述的一樣。瘋狂是一種必然，或許對藝術家來講也是最好的吧？何時我們會逾越那條理智之間的界線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