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四後的日本劇場對中國的影響

眾所週知，中國話劇的起源與日本關係匪淺，目前公認中國當代戲劇運動開端的春柳社《茶花女》與《黑奴諭天祿》，係留日學生在東京的公演，中國第一個新劇團上海的春陽社，以及第一個職業新劇團進化團，皆由留日學生返國創建。
此時期的中國新劇作品也深受日本影響，翻譯劇本多經由日本引介，才譯成中文，且多強調社會改革，像是馬絳士的《不如歸》便是改編自德富蘆花的同名小說，《社會鐘》改編自佐藤紅綠的《雲之響》，《血衰衣》則是由取材自英國小說的新派劇移植過去，此劇開啟將政治革命與家庭戀愛混合的文明新戲風格，後來的《俠女傳》、《都督孟》，甚至陳大悲的《美人劍》，都是仿效作品。
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陳獨秀在《論戲曲》中說到：「戲園者，實普天下人之大學院也；優伶者，實普天下人之大學教師也」。戲劇改革，一直是知識份子關注的重要，一九一八年，《新青年》出版了易卜生專號，隨後宋春舫又在胡適提議下，寫就《近世名戲百種》、配合當期其他文章，儼然是戲劇改良專號，掀起西方戲劇翻譯風潮。馬森認為這是中國當代戲劇的第二次西潮，開始不藉由日本的轉介、直接引進西方思想，並進一步啟發中國文化人士自行創作劇本，如歐陽予倩在《予的戲劇觀》中所及：「多翻譯外國劇本以為模範，然後試行仿制。不必故為艱深；貴能以淺顯之文字，發揮優美之理想」。
急欲改革的救國知識份子引入注重社會問題的易卜生理所當然，然而這與當時日本戲劇界對易卜生的重視與介紹，不無關係，畢竟中國留日學生最眾勢力龐大，如張之洞所言：「西學甚繁，凡西學不切要者，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」。日本早期翻譯劇以法國浪漫主義戲劇為主，1910年代後半開始引介易卜生社會問題劇，時間點上與《新青年》相承。細究當時中國多種翻譯劇作，有些譯者自承不諳西語，似乎仍是透過日文譯本翻成中文，像是《祖國》、《犧牲》、《遺囑》。即便經過強調全面歐化的五四運動後，日本劇界對中國戲劇的影響依然存在，只是在當時反日愛國的呼聲下，這條線索被戲劇研究者忽略。
雖然日本帝國主義逐漸抬頭，導致中日關係緊張，但是中國戲劇界與日本的關係依然緊密連結，並未因此中斷。五四運動以後，在上海引起系列戲劇改革活動，民眾戲劇社、上海戲劇協社、南國社等重要的劇團裡，都可以看見留日學生的影子，仿效日本素人演劇、推動愛美的戲劇不遺餘力的陳大悲，也有日本戲劇經歷。
二十世紀初，馬克思思想風行，青年知識份子無不以與廣大民眾同而在自豪，台灣新劇第一人之稱的張維賢，未赴日前就曾為「愛愛寮」的流浪漢進行募款義演。無產階級的理想跨越國界，將中日台三方的戲劇工作者連結起來。五四運動以後，日本戲劇界對中國的影響，大多展現在左翼戲劇運動方面。例如田漢的戲劇藝術觀念深受島村抱月藝術座影響，後來成立的南國社，也有築地小劇場形制的影子。上海藝術劇社創辦人之一的沈西苓，曾以美術系學生身分，在築地小劇場學習美工達四年之久。許幸之、郭若沫等人也曾假築地小劇場演出《怒吼吧！中國》。就讀清華大學期間，曹禺與同學孫浩然特地前往日本觀賞築地小劇場演出的《好望號》；因為中國政治環境壓迫，曹禺的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等劇作無法在中國上演、卻由留學生杜宣、林鎮南等在東京演出，並獲得日本戲劇界的好評。凡此種種，顯示五四運動後，日本戲劇界對中國的影響，並未因為戰爭或是全盤西化而消失，相反地，因為同樣反對帝國主義，讓充滿理想的左翼文化人士們在東京這片土地上有了更親密的交流，來自台灣的張文環、吳坤煌等人，便曾發表作品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支盟的刊物《雜文》上。這樣的情形直到戰爭越趨白熱，日方對反政府勢力壓抑強化、強制遣返東京的抗日人士才告終結。